读这一套“进城”系列的书，我脑子里始终出现一个与之对应的词叫“回乡”。为什么要进城？不少人的回答是为了理想，但这理想更有效的成分是物质、是经济，是仍然基于物质的现代文明。或者说，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然而，在这种“生活更好一些”的实现或接近实现的时候，他的灵魂却日日夜夜想着回乡，想着那些简朴，甚至有点贫穷的故乡生活。这看似矛盾，却隐含了一个现代人解不开的难题——物质与精神，或者经济与文化的难以兼得，故而人在两极震荡中漂泊和惶恐。

比如这个陈仓，当年“进城”去上海，不就是因为山里的穷困和清贫吗？如今的他在大上海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时，却想着山里的清风明月，想着老家的田园牧歌。所以说，这“更好一些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更是精神文化的。他生活在繁华都市，精神舒适和审美却在故乡。肉身跑得太快了，应该返回去接应精神。当然，也有4000多个“隐士”拒绝现代物质文明，执意住在秦岭山里修行和澡雪，但那于13亿国人来说是个异数。

据说，现代都市人中，极少的一部分住房享受到“1+1模式”，即是说城里有楼房，乡下有老家有小院儿，将现实的身子与审美的灵魂都摆放在最舒适的位置。但这对于广大的年轻人来讲仍然近乎“乌托邦”。陈仓的心态是健康的，他在奋斗路上疾驰的时候，不时要回去寻找灵魂。于是，有了这样一套书。那种强烈的回归欲望，那种痛心疾首的追寻，其实是对祖先遗传给我们的清高质朴与仁义道德乡村精神内核的追寻。

现代文明的毛病就是要把事情做到极致。于是，一片树叶遮挡了另外一片树叶。发展与毁灭共存，于是，中国学者重提“中庸”，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化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虽然大卫·雷·格里芬的观点过分绝对，却也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孔子回家”不是我们自作多情的呼唤，那是地球人在当今一个明智的选择。陈仓说“无根是一种疾病”，他要回到他丹凤县的山里去明心见性，他乡愁的背后是自我的生命修复和精神重铸，那一声鸡鸣或牛叫中，是重新点燃人类精神的澄明之灯。从陶渊明到辜鸿铭到沈从文——还有后来者贾平凹，这个传承的衣钵如今到了陈仓的手里，他有这个能力接此重任，但定力、恒力是否持得住，还需拭目以待。